追溯时代的彩虹--长篇散文连载（下）

shikong

第九节：里面人会动的“盒子”

“大徐家买电视了，十二吋呢，可高级啦！”

几乎只用了一根烟的功夫，大徐家买电视机的消息传遍了左右邻舍。

大徐是国营厂的采购员，能弄到“票”，路子广的很，也有“活络钱”，因此他家成为我们这座小城第一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家用电器人家。

虽不能说是万人空巷，但不下好几百人挤在第一时间拥到他们家的院子，争睹那个叫电视机的方盒子。

因为物资匮乏，那时候即便是国营厂也面临生产资料的紧缺矛盾，好在一切都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掌握中，多跑腿就能基本解决生产原材料问题，同时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采购员走南闯北十分清苦，因而被很多人瞧不起，介绍媳妇的只要提到“小采购”都是几百个不愿意。

就是说，采购员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那是相当的低。

可是正是这些走南闯北的采购群体，在改革开放后成了第一批自费学习的驾驶员，第一批个体户，也是第一批“万元户”。

“嗨！”大徐是个豪爽性格的人，没想到买个电视机竟然“招惹”了这么多左右邻舍来围观。

“大家伙儿别急，啊，别急，一会儿让大家看个够！”，

说实在的，大徐这人不错，很厚道，也很热情，一家人也丝毫没有厌烦火急，而是十分大方的敞开院门，给邻居们放行。

同时，干脆将家里的饭桌搬到院子里，还将家里所有凳子椅子派上用场，然后将电视机直接朝着院子，俨然成了“家庭影院”。

这么一折腾，大徐一家被闹得饭都没顾上吃，紧张的到处找插线板；挤在院子里的领居民此时也在“忍饥挨饿”，极不寻常的、十分耐心的等着一睹方盒子里面的精彩。

这是那年的深秋，天很快就黑降下来，可此刻的大徐却忙得满脸流汗，因为电视机经过小半天的摆弄，依旧“雪花飘飘”，发出无精打采的刺啦声；而大徐的弟弟此刻也冒着秋风，正站在屋顶上正左右来回的变换着电视天线的角度。

“啊，出来啦！”出图像了，可图像依旧不稳定，忽有忽无，图像忽波浪忽弯曲，

“哎哟，又没了！”，终于有几个等待不及的邻居，带着失望，唉声叹气的悄悄退出。

“啊，好咯！”终于，在经过将近两个小时“搏斗”后，电视机图像终于“留下”了。

人们一下子安静下来，鸦雀无声的观赏方盒子里的精彩。

“好奇怪哦，”忽然在人群里传来一声自言自语，

人们循声望去，是紧隔壁的王奶奶，少顿，她又带着十分好奇的口吻，问大伙儿：“这么小的盒子，怎就能装得下那么大的东西呢？”，说话间，人们偏脸一瞧，原来是“美国鬼子”的一大队炮车，扬着巨大的烟尘，正“怒吼着”从一座桥上隆隆而过。

“哈哈哈！”大家随后发出了会心的欢快笑声，电视里正放着抗美援朝黑白故事片【奇袭】。

此后，接连好几天，大徐家成了邻居们的免费家庭影院，他竟然毫无怨言，除了雨雪天气或是因公外出“息影”，晚上在新闻联播前就摆好了桌凳，一直坚持到天降大雪，冰冻三尺之时，邻居们才念念不舍的冻跑，渐渐“归还”了他们家本应的安静生活。

但没过多久，在黑白电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对门老张家竟然“请进”了一台18吋日立彩色电视机，这可是凭“侨汇券”才能买到的哦，这一举动使得大徐家的小黑白立马成了无人问津的“落汤鸡”。

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温饱上，基本没有闲钱消费在“不能吃喝”的玩意儿上，虽说有黑白电视机的人家正逐渐增加，但对于绝大多数居民依旧觉得奢侈，不敢痴想，而我们当时虽小，却有着较强的自尊心，宁可“伙同”几个小朋友到处撒野，也很少到邻居家里蹭电视看。

那会儿，电视节目只有央视与省级几个台，每周六天全天节目，十几个小时，而星期二白天为电视台休息日，白天无节目；当晚十点钟后若播放晚间新闻加天气预报时，就代表全天电视节目的结束。

有一天，消息灵通的小胖给我们透露了发电厂有大电视看的消息。

毫不迟疑，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跑了好几里路，赶到处于城郊发电厂里露天的篮球场上去观看不知有多大的“大电视”。

当一行小伙伴气喘吁吁走到发电厂时，还真的看到了大电视，竟然是一部投影在幕布上的黑白电视机，头一回见到了科技感十足的“投影电视”，尽管那图像时不时地摇晃几下，这在我的心目中的就是高大上的不用胶片的电影!

小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弹指一瞬。

电视节目也随着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可以看到地球村的海量的、多元化的娱乐节目，同时随着材料科技的飞速发展，显像技术的升级早已淘汰了沉重的大屁股显像管，取而代之的是轻薄的液晶屏幕，可卷曲屏幕，而电视画面越来越大，重量却越轻薄。

值得强调的是，电视机虽然是居民家中必备，但在当今互联网的冲击下，电视机反而在视听功能集于一体的、功能强大手机的“压迫”下，逐渐成为配角，视频播放媒介也随着强大科技发展有了多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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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节：露天电影“小夜曲”       

                                             .1.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市民文化娱乐生活同样匮乏，不只是电视机的普及率很低，连一座像样的电影院也没有。我们这座小城，只有一处公办的，四周围墙一圈，没有任何座位，无遮无挡，能容纳二百多人的露天电影场，却美名“西街电影院”，票价一毛钱。

既然是没有座位的露天放映场地，居民们就得赶紧早早的吃完晚饭，自带大小不一的板凳，至少提早一个两个小时就开始在狭小的院墙门外凭票排队，占据最有利位置，自然，自带的凳子千奇百怪，长短不一，若一家几口人都来看，凳子就得多带多扛，凳子的规格各异，可顾不上是不否挡住了后面的人。人们看场电影站姿，坐姿，蹲姿，垫脚站等等，只要能看到电影什么姿势都有，实在没地方挤了，只好问去自己跑到荧幕的背面去看“反向电影”，总之，只要能看上电影，都能坚持到底。

只要傍晚见到扛着凳子匆匆赶路的居民，必定是为了赶场看电影的队伍。

想来还真的佩服那个时期人们的忍耐性，虽说是露天场所，却是最有人气的娱乐场所。

摆放放映机的后面两根扭曲的树棍做的电杆，上面摇晃着100瓦白炽灯泡是“电影院”唯一的照明，在那时100瓦绝对是“大概率”灯泡，虽说看上去刺眼，但在偌大的露天场地还是犹如晃眼烛光，有气无力，不比天上满月的月光亮度强多少。

        固定荧幕的两侧是两根粗毛竹杆子，但虽说是露天，毕竟是露天，自然，遇到下雨天气只好“熄火”，没有一块砖头的“软质”场地立马变成了烂泥塘。

下雨形成的稀泥，即使在夏日艳阳的“烧烤”下，至少得晒上三四天才能继续放映。

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的多，但也挡不住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热情。大家纷纷穿着厚厚的棉衣、棉帽、棉裤以及棉布做的棉鞋，抄手缩脑，熙熙攘攘的相互挤在一起，虽说“全副武装”可照样的兴高采烈，照样的满场。

在寒冷的雨雪天气地面虽然“僵冻”，但看似坚硬的冻土地面怎能经得住厂内上百人的踩踏，冻土下面的水土很快被挤出，粘稠的水土紧贴在人们的棉布鞋底和裤腿上，但没有任何人去埋怨。

最惨的若是遇上了梅雨季节，就得好两三个月看不上电影。

为了保护金贵的幕布和音箱，每天放映结束后，放映员必须降下荧幕小心折叠，收好入库，待到次日晚上再重新挂上去。一年四季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十分的辛苦。

为了在第一时间宣传新片预告，放映员既是专职放影员也是兼职宣传员。

只要更换新片，就会见到他一手拎着糨糊桶扫把，胳肢窝还紧紧夹着一大卷电影海报，走街串巷到处张贴，尽责的广而告之，还引来迫了不及待地几个大人小孩尾随着放映员前后，为的是先睹为快，数只双眼睛随着上墙海报的缓缓展开，争抢着一睹新片海报的“芳容”。

随即，”先睹为快“的人们同时也成了义务宣传员，将新影资讯消息在第一时间告知市民。
        在露天电影场，由于放映机没有条件固定位置，都是现场临时架设，等放映机架好之后，放映员必须朝着银幕不时地对焦方能保证画面的清晰，电影胶片规格多为当下早已淘汰的16或32毫米小规格。

但这繁琐的必然过程并不影响人们的耐心等候。

大多数人都在利用这个间隙，老熟人似的天南海北的寒暄拉家常，八卦着不着边际的小道消息和家长里短，还有一部分观众的表情随着白亮的银幕对焦的虚实丰富而丰富，虽然银幕上面是什么都没有的亮白的幕布。

进而在放映员对焦时刻，就是孩子们争相朝着银幕打手影最高兴的时刻。一双双高举的手臂，都使出浑身解数，在放映机投射出的光柱上，就像表演皮影戏，一会儿狗头，一会儿鸽子老鹰的争抢变换着手影动画，个别大人竟然将小孩高举过头，投影着短暂的喜剧。

那是开映之前充满欢乐的，不可缺少的小插曲和小高潮。
        无疑，样板戏、朝鲜、苏联、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及描写政治斗争风云的、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影片占据着一切，最受欢迎的当然是不可多得的译制片若能背诵几句译制片里的几句台词也显得“无上光荣”。

                                         .2.
        终于有一天，我所在的那座小城增加了另一所与篮球场二而合一的第二座露天电影场，一侧是篮球场，一侧是露天电影场，规模多出西街电影场两倍，感觉真大呀。
        新建电影场的照明是篮球场上空是四排“水银灯”的“借光”照明，主要是便于晚间篮球比赛用，虽然照明位置不在观众席上空，但贼亮的水银灯阵反射也满足了全场电影观众的照明需要。

因此有了一个动听的名字---“灯光球场电影院”，也叫“东街电影院”。
        灯光球场成了第二个露天电影场的代名词。
        感到“高大上”的，灯光球场电影院终于有了一排排砖混的水泥长条凳，人们不再自己带板凳了！

排排座位整齐划一，用白漆划着清晰的“限位线”，并标明座号的“豪华版”，人们第一次在看电影时与“秩序”俩字沾边儿。

尽管依旧是露天，但永远告别了自带凳子的时代，感觉十分现代，十分奢华，但“西街电影院”功能依旧，丝毫没有因为“灯光球场”电影院的建成而减少观众。
        那时，家长普遍十几、二十几块钱的工资、难以想象的低工资水准情况下，造成了很多小孩没有“丰厚”的“零钱资本”去买那一毛钱的电影票，都是家长们节衣缩食，时隔两三个月偶尔看场电影司空见惯。

那时，“教育片”票价只有五分钱，用“汇率”算一下也相当于当下二十五块钱了，所以这在当时也不算小钱。

那时候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跑片”，是因为电影拷贝数量不足，必须等一盘片子放完后，跑片员必须分秒不敢耽误的将其送到下一场地，以保证放映的连贯性。
         灯光球场电影院场外，还常常聚集着一帮买不起电影票的孩子，因为孩子们发现“灯光球场电影院”的一个“振奋人心”的规律，就是检票员大多数在影片结束前的十分钟或五分钟就开始“撤岗”。
        掌握这一规律的孩子们时常兴高采烈的拉帮结队，赶在那最后几分钟去“捡大麦（看末尾）”，而检票员到时候往往会心照不宣，”人性化“的多提前几分钟撤岗，冲着孩子们做了个“有请”的手势，随即，孩子“大部队”呼的一下冲向场内，争睹一下精彩的“电影屁股”。

但西街电影场因为场地相对拥挤历来就没这个捡大麦“规矩”。

我们班同学李顺是受全班最值得追捧的同学，因为他们家房子的后窗正对着“灯光球场”电影院的银幕，完全享受全年免费看电影，虽说看的都是反向画面，与他最要好的同学才能到他家里，享受这个”特殊福利“。
        无论是在风裹寒衣那零下十几度的隆冬，还是夏日那与蚊虫同步“赶场”的赤膊上阵，露天“娱乐场所”的一年四季，始终人气旺盛。

.3.
         然而，城里的“灯光球场”也好，“西街电影院”也罢，远远满足不了几万市民娱乐生活的需求的。

那时候人们生活简单，节奏不紧不慢，时常有人到郊区乡村打探哪里放电影几乎是日常的重要内容。

那时的乡村农民生活更是异常的艰辛，文化生活更是极度贫瘠，但却能够看到免费的“慰问贫下中农”的巡回电影放映队，不定期下乡慰问放电影。

这一“重大事件”不仅最受村民欢迎，同样受到小城“轴心”居民的极大关注与想往，得到消息后会跟着兴高采热，奔走相告，因为有免费电影看了。
        放映员是永远最受欢迎的“贵宾”，永远是最能让人们仰慕的职业。

那时，农民都将收获的粮食统一集中在大队部晾晒，这也是村里独有的一块平整的大块场地。

电影放映队就在队里的打麦场上临时竖起两根树棍或竹杆，挂上银幕，再吊起音箱，一个临时露天电影场就齐备了。

除此，有时也难得看到在一面墙上刷上白石灰水作为“固定银幕”。

这白石灰水刷墙在当下看来极为原始简单，可在当时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大队部的墙面有一面砖结构，那时的乡村土墙，芦苇制作的墙面随处可见，很难找到一处平滑的砖砌墙面。

自行车，这犹如当今轿车般的“大件”稀少的很，多数家庭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市民们为了到周边村子看电影，都是徒步不辞辛劳走上好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赶场，和村民挤在一块儿，一睹那难得的银幕精彩。

不少赶场的市民还有备无患，“长途负重”带着长条凳，目的是在不能占据有利位置的情况下增加站立高度。

那时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挤在一块儿的人们基本分不清谁是村民，谁是市民。

.4.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小城开始日渐繁荣，兴建了第一座楼上下两层观众席、引以为豪的、能容纳一千五百人的标准的专业影剧院，终于结束了露天看电影的历史。

     这一“宏大”建筑在开建初期就引得市民的极大关注，会有很多市民隔三差五的结对去参观一天一天不断长高的电影院建筑。

影剧院里是铸铁架构的木制座椅，场地是前低后高的时尚的阶梯排列，每排座位边侧竟然还有标注排号的脚灯，高达多顶棚上空整齐排列着“十分威武”的吊式电风扇“方阵”。

正因为是铁艺木制坐骑，在电影放映结束，观众起身时，活动座凳犹如爆竹齐鸣，随即发出震耳欲聋”噼噼啪啪“的撞击声。

随着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一夜之间大街小巷仿佛一夜之间布满了播放港台影片的录像厅，播放影片的媒介由操作费劲的录像带逐步“进化”到了“镭射”光碟。

随后VCD与DVD播放机迅速普及普通家庭，丰富多彩的武打片和言情片海量选择，让人们目不暇接，一下子给片源单一而传统的电影院造成极大的冲击。

小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弹指一瞬。

传统电影院完成了历史使命，影剧院已经蜕变成为大型电影广场，设备更先进，视听效果更现场，观众席更豪华，3D、4D甚至6D高科技立体影像技术不断出现，电影场里若干小电影厅与豪华包间，实现了同时放映不同影片，完全满足市民的欣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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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千里眼与顺风耳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城镇的平头百姓家，电话完全属于高不可攀的奢侈品，人们的日常消费与家常几乎永远都不可能与电话沾着边儿。

那个年头打电话是一件非常“高级”的事情，寻常百姓家没有几个人在外地工作，若有，也是远在外地的亲戚，如此，若遇到什么特殊事情才会涉及长途电话联络，而必须保证双方都便于通话的情况下才可以打电话，打电话必须到离家很远的“邮电局”填单等候，很不方便。

邮电局打长途电话也不经济，因而非常经济的书信往来是最普遍的信息互通渠道，虽说往来时间将近两周，周期很长，这虽与当下的微信等信息“秒传”效率无法相比，但八分钱邮票一粘，往邮筒里一扔就万事大吉，等着回信就是。

要是遇到重要信件，最可靠的投递方式就是“挂号信”，挂号信因为有“保值”的寓意，所以比普通的信件要晚几天，而收到挂号信的人必须“签字画押”表示签收。

那时在我们这座小城的主干道没有一座公用电话，自然人们也就没有打电话的念头。那时候凡是家里有电话的基本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家庭。

除了电话，市民家中遇到特发事情还必须到邮电局“发电报”，电报可是“一字千金”，都按字数收取费用，一般很少超过十个字。

电报是当时最快捷，也最昂贵的书面通讯手段，而发电报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要么谁遇到不幸就是谁病危，不是急事儿不发电报，否则就日常通信就可以了。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不能打长途的公用电话开始出现在小城的很多商店，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可以在固定的公用电话点按时计费打长途电话，但居民家中依旧没有条件装电话。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好转，到了九十年代电话才慢慢进入百姓家，谁家装了电话仍然是令人十分羡慕的大事。

虽说那时家用电话的普及率很低，但依旧阻挡不了移动通迅科技的发展步伐。

没多久，电话的替代品“BP机”问世，这个可以显示来电号码并且可以留言的移动设备很快普及。“BP机”的文字留言可说是当今短信及微信通讯的鼻祖，虽然不能当做电话使用，但有了它，即便你不在电话机旁，至少可以知道谁在找你，以及清楚显示出对方等待的电话号码，这就是来电显示的最初技术，只要谁的BP机一响，准能见到飞跑到处找公用电话的人。

但即便你拥有一部BP机也不代表你是一个“日理万机”得主，除了外勤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人还是按部就班的坐在办公室里办公，若要打电话，办公桌伸手就得，很少有谁BP机响个不停，因而经常见到好面子的人自己打自己的BP机，然后装模作样，撒有介意的拿起电话与空气说话，显得自己到处有人找的样子。

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第一代卫星传输的无线移动电话“大哥大”，这种笨重的大哥大由于携带不便，又被人们戏称为“砖头”。

这令人称奇的移动通信设备起初都是月租费死贵，收取双向话费更死贵，没有那点实力还真没几个人玩得起，能拥有这玩意儿的不是单位的领导就是特殊岗位急需的人群，再就是生意上的大款。

但除了单位公费支出的消费群，即便你是个老板也不敢敞开消费，于是经常见到“手拿大哥大到处找电话”的所谓大款爷，不少“款爷”大哥大、BP机“重装备”同时拥有。

而这种全球无死角的卫星通讯电话由于经营成本高的多种原因，没多久就被第二代模拟小型移动通讯设备取代，大哥大移动通信宣告破产，第二代模拟小型移动通讯设备也是真正普及型移动电话的开始，正因为有了这个重大突破，“手机”这划时代的词语家喻户晓。

此时公用电话已经普及，长途电话的费用也大大降低，普通百姓即便打长途电话也没有压力了。

可新鲜劲儿还没过，第三代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型手机开始潮水般的涌入，随后实行单项收费，降低月租费，通话费大幅度的降低了。因此我在家里装了电话的第二年就买了一部手机，而家属也紧随其后办了一个“小灵通”。

                                    .2.

当下的少男少女们很难想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网络的闭塞环境，那时与外界完全隔绝，要想知道国际时事，只能从央视的晚间新闻获得十几秒的画面和人民日报等“大报”上标题性的片言只字。

那时候最普及的“家电”除了手电筒，那就属收音机了，便携式的半导体收音机是最受欢迎的“随身听”，也是相对经济的“电器”。

而相对于我们城镇的农村，有线广播的普及率却达到了百分之百，每个农户家里的墙上都挂着各种形态的小喇叭，那事没有手机，在广阔的农村大地，农民举止居住分散，有线广播的最主要作用是用于生产队向村民播放各种通知。

当时最高档的收音机是台式的，充满欧式风情的电子管全波段收音机，有电子管收音机的人家很多是干部家庭，其次是普及型台式半导体收音机。

“网红”般的灵动活泼的“小喇叭”儿童广播节目经久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那时的青少年虽然处于极端封闭的环境中，但渴求窥视窗外的新鲜事物的本能无不充满激情，同当下的青少年们完全一致，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满足于电视报纸的有限信息，想方设法获取意外收获。

经不住好奇心的不懈探求，终于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即收音机里的短波信号，竟然可以收听到传自遥远台湾的“敌台”！

偷听“敌台”当然不是青少年的开创，主要还是耳闻目染于家长们的行为。

半导体收音机小巧玲珑，“红梅”等品牌很多，而“红灯”牌收音机是最受欢迎、享誉神州的知名产品。很多“知识青年”对收音机的要求颇高，特别热衷涵盖长波、中波、短波及调频调幅全波段收音机，为的是用最小的音量偷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真是沁人心脾，“大饱耳福”，如今想来真是感慨万千。

                                       .3.

网吧，这在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但在九十年初却是全面对外开放的标志，同时也代表着意识形态上的思想解放。

终于，人们在跨世纪初可以通过网吧真正意义上看到了窗外的世界

小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弹指一瞬。

移动通讯完全实现大众化，惠及老中青“立体化”，中国人的通信联络早已坐地日行八万里，畅聊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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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心向远方

              .1.

我非常欣赏“心多远走多远”的当代广告语的策划。

移动与迁徙是地球上任何动物的本能。

而在人员不可流动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心虽远，却永远无法动弹，人就像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匹配与不匹配的都会往上拧，永远固定在终身位置，而很多“螺丝钉”还不一定是匹配的，比如说相当普遍的专业分配不对口。

而对于一般民众那会儿也没有远行的想法，而走南闯北的公差人员往往会被人们羡慕不已，乘汽车，坐火车甚至坐飞机，天南海北满世界的跑。

空中航线永远不属于百姓大众的。

除了火车汽车轮船等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外，飞机是受严格等级区分控制的，除了政府人员，即便是国有企业的领导或外勤特需人员，也要到政府相关部门去开介绍信才能获得购买飞机票资格。

“小刘啊，你知道什么人才能坐飞机的，这次你可沾了光了，哈哈哈。”我第一次坐飞机是作为领导随行人员才沾的光，闲暇之余与领导们在一起，总会拿我打趣，当然我心知肚明，买票的手续都是我去办的，怎会不知道呢，那时感到很荣幸，还真的一点儿不生气。

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的轻工业很不发达，即便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小物件，只有到机场或大城市的“侨汇商店”才能买到“出口转内销”的小玩意儿，如一次性打火机、保温杯等。

所以，只要每次坐飞机回来，大伙儿除了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就是向我索要飞机上的小包、钥匙扣、折扇等纪念品，自然，非常昂贵的航空套餐早就在肚子里消化了。

后来随着自己职务的慢慢升迁，自然就不再稀罕坐飞机了，但对于普通民众，乘坐飞机仍旧可望而不可即。

                                     .2.

我们中国的民众“心多远走多远”目标的真正实现，完全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人们不仅实现了专业干专业的对口择业，还有了职业自由选择和地域的自由选择，完全可以“心多远走多远”。

我的几个发小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停薪留职，放弃了铁饭碗，选择了“北漂”和“南漂”，义无反顾的跳入商海，自己当起了老板，而“下海”的先行者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成为成功人士，有些与单位完全脱钩。而手里没有“金刚钻”的若干“先行者”连“瓷器”还没看到却成了商海的“先驱烈士”，碰的头破血流。

不过仍有不少“下海”的先行者游到了理想的彼岸，当下的众多商界精英基本属于最先行的前辈。

正因为实行了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系改革，使得受到先富裕起来的先行者影响，普通民众开始坚信中国对外开放的态度不会改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会改变，纷纷抓住机遇踏入商圈，挖掘和施展自己的潜在能力。

所以逐步富裕起来的国民开始绕着地球村，进行前所未有的“心多远走多远”的“迁徙”行动，五洲四海，海内海外，走南闯北。

“迁徙”大军中，尤为突出的是在七八十年代封闭环境煎熬出来的、早已成为爷爷奶奶辈的庞大群体，他们深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唱着红歌，跳着红舞，潇洒的远行在“心多远走多远”的宏伟目标中。

小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弹指一瞬。

在习总书记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国家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的强国，实现了脱贫目标；我们虽然经历了艰苦时期的磨难，同时又饱尝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我们见证了国家由弱到强的飞速蜕变，所以，我们既是历经艰苦岁月的一代，更是享有幸福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