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时代的彩虹--长篇散文连载（上）

shikong

引言：纪实城镇百姓生活，感恩改革开放四十年辉煌成就！
          本文以涓涓溪流，归纳成河，回首城镇居民生活往昔，反映国家经济的飞速跨越。

                                         第一节：米袋子的“前世今生”

                                                             .1.

“大米一角四，小米一角二？！”没听错，是这价儿！

当然，这个价格说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镇定量”户口的定量供应价。

我们这座江苏北部的小城，主食大米、小米，其次小麦面粉，这里所说的小米不是指西北地区金灿灿的细粒谷子，而是中国广袤区域水稻品种中的粥米。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说大米一角四，小米一角二的价儿，却是有价无市，不是随便的、满大街的买到的。

六七十年代，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老苏联卡脖子还债和人为因素的多重影响，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物资供应极度匮乏时期。

而在省内地区间粮食定量供应价格只存在严控范围内的较小差异。

那时候，除了上海等大城市，中国大部地区的产业工人月工资水准只有人民币十几元、二十几元，极少超过五十元以上水准的，七八十年代的小城镇平均工资不超过三十块。

不过，低工资还不能说明当时国家经济极度困难的程度。

那是计划经济体制严控的年代，到了六十年代以后已经演变成了绝对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一切经济命脉完全由行政手段无死角的彻底干预，其中包括了城乡户籍制度的划分。

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开始对国民实行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户籍的二元制度，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享有粮油肉等农副产品配给、招工等权利，户籍二元制实际上是一种等级性身份制度，政府不仅限制农村居民自由流入城镇，同时也限制城镇居民流向农村，及双向的自由流动权和迁徙权。在这一等级性身份制度的实行，反应到了城镇生活必需品的绝对分配权利和多种福利享受与分配。

二元户籍制度把数量庞大的农民完全排除在外，而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为少数城镇人口建立了一个特权性的福利体系，这种户籍二元制度至少延续达四十五年。

在农业产业结构落后和粮食连年歉收、庞大缺口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口粮”严重短缺永远是第一大矛盾，国家只能对于城镇居民的粮食配给采取严格控制措施，实行按照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口、年龄进行粮食数量定额、定量供给。

而城乡户籍等级差别的后果更像是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她不仅决定了城市与乡村的等级差别，同时更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2.

七十年代中国人口数量不到八亿一千万，但依然是世界最庞大的人口大国。

“有价无市”这个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常用的词语，却非常适用当时城镇粮食供应的实际窘境，严格的定量管控，即便极少数经济宽裕的人家也不可能在国营粮店以外地方买到一粒米。

我所在城镇的月供粮食额定为：儿童8市斤，少年18市斤，成人24市斤。

我的一个邻居“张哑巴”残疾人，四十几岁老单身，人高马大，哇哇声也大，竟然享受了月供38市斤的特殊照顾，令人羡慕不已。

在当时，一个成人24市斤粮食供应当下人们“肚子油水比较足”相比而言，很难理解这个数字的特殊含义的。

缺少猪马牛羊、禽鸭鸡鹅等蛋白质的肉食供应，居民们只能依赖以稻米为主食的碳水化合物，而碳水化合物葡萄糖的低能量是很难支撑一个正在茁壮成长青年壮小伙儿的身体营养需求的。所以那时候人们的肚子里永远觉得“饥肠辘辘”，永远缺少“油水”，对于一个青壮年而言，二十四斤的大米很难支撑到月底。

即便到了今天，大米消耗量的多少仍旧映衬着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准，粮食消耗量越多的家庭，说明经济条件越差。

那时，家庭的饭碗的直径普遍都是十六厘米以上的“大号”碗，大碗吃饭给长辈增加了不小的精神压力。所以，当时流行一句心酸谚语，叫“大小伙子吃死老子”。

严重缺少蛋白质必须的高脂肪营养元素支撑，即便几岁的娃娃捧着的也是与身高很不匹配的大碗，饭量非常惊人。

虽说物资供应匮乏，有了这“既吃不饱也饿不着”的定量供应粮作为坚强保障，城镇户口便拥有了无法估量的、特殊等级地位与价值。

八十年代之前，受“人多力量大”口号影响，绝大多数家庭为多子女家庭，因为家里人口众多，“茁壮成长”的“大肚子”就多，家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口粮短缺问题。

                                         .3.

“胀锅”这个特定词语，当下年轻人是不可能理解这两个字意义的，不可能知晓“胀锅”一词与吃饭之间什么关系的。

城镇户口虽有严格定量管控作保障，但粮食品种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国营粮店进什么就买什么，在稻米为主食的我们这个地区分为大米和小米。

“唉，怎么又是大米呀!”,居民们只要看到粮店无可选择的供应大米，都会不由得深深地叹口气，“胀锅率”涉及到全家人肚皮的“饱胀”。

大米饭虽然香甜，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下锅“膨胀率低”，小米虽说口感没大米好，但小米的膨胀率却远比大米高的多，大米的膨胀率比小米的膨胀率低达三分之一之多，这在粮食紧缺的年头，人们都非常盼望常年供应小米，与大米相比，小米最受居民欢迎。

国营粮店是唯一售粮的定点单位。

那时候国营粮店卖的都是散称的稻米，居民们到粮店买粮时必须自带装米的家伙什，自家缝制的白布带，柳条制作的“米斗”，什么可以装米的东西都有，同样，买植物油也是自带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主力军”是酒瓶和医院挂水用的“盐水”瓶子。

为了保障城镇居民的定量供应，政府可费了不少的劲儿，想方设法在各地调集各种可吃的粮食，强行搭售其它粮食品种凑数也是司空见惯的。按照定量供应的比例搭售“粗粮”（我们这儿对于大米白面以外的粮食都叫粗粮或杂粮），粮店时常在定额之内搭售几斤红薯干或口感极差的大麦粉，即二十四斤大米搭售十斤红薯干或十斤粗大麦粉，这样大米只剩下十来斤了。

居民们虽然不希望买到大米，更不希望搭售大麦粉或红薯干粗粮，不过那时候的居民们还是理解困难时期政府的力所能及。

                                         .4.

“陈稻新作”也是特定时期的专业术语。

源于长期歉收的粮食总产量，粮站不存在卖当年的新米的，供应的基本上都是口感极差的陈米，居民们永远吃不到新米，新米都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必须“进新售陈”。

新米库存严重不足，故而无法满足供应，自然，普通粮食国库里绝大多数都是陈年老米。

而当年粮食储备的防潮、防霉及防鼠措施远没有现在科学先进，因此，经常吃到略带霉味的大米。

在粮食供应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库就能调拨往年陈旧稻谷加工成稻米，这就是最受欢迎的“陈稻新作”大米，一年当中最多供应两三回。

                                      .5.

“让孩子们先吃，我们不饿。”，这是困难时期家长与长辈们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最温暖、同时也是最凄楚的谦让话语，

但儿时的孩子们哪里知道话语中的艰辛，反而正逐渐长大的“长子长女”们都会在父母的耳闻目染中慢慢学会了理解，学会了与弟弟妹妹们之间的眷顾和谦让，很少像如今独生子女普遍的自私自利。

所以那时候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只是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在艰难困苦环境下形成的相扶相融的、铁一样的亲情关系。自然，没有经历过困苦生活的独生子女们，对于前辈兄弟姐妹之间的血溶于水的关系是永远无法体会，无法理解的。

                                     .6.

“黑市粮”一词令当下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在粮食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那时候城镇居民家里最怕的就是亲友上门，因为亲朋的到访会突然增加主人家的负担，招待完客人后，原本家里就紧张的粮食就更加所剩无几了。

受生活所迫，一些胆子较大的农民会将“玩命”节省下来的粮食偷偷拿到城镇僻静的街巷卖给居民，以获得生活必需品和日用百货。这一举一动受到了饱受粮食“赤字”之苦市民们的热烈欢迎。

但农民进城偷偷卖粮是绝对不允许的，严重违背和破坏了当时城镇粮食供应制度，是绝对禁止的“投机倒把”行为，一旦抓住就得拘留、改造，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城镇居民虽有定量口粮作为基本保障，但米坛子却是永远的“赤字与透支”，因而在反应有求就有供的必然规律催生之下，“黑市粮”就成为城镇居民粮食短缺的重要补充。

偷偷摸摸的卖粮人，牵扯着偷偷摸摸的买粮人，买卖双方都在偷偷摸摸。

除此，很多家长都会想方设法到粮食更加紧张的农村走亲拜友，祈望弄点计划外的粮食，用艰难节省下来的蔗糖、肥皂或是烟酒之类在农村极为缺乏的物品作为交换。

居民除了偷偷地买黑市粮，还有用剩下来的“粮票”换米，而能用粮票换米的人都是有机会出差的“公家人”或是单位经常出差的公务人员，粮票是他们的出差补贴，省下来的粮票都被用做了家庭计划外粮食的重要补充。

“粮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更是一种实际应用的有价证券，有了它就可以买到与粮食有关的一切食品。即便你到饭店吃上一碗面条或是买上一只烧饼，有了粮票就能享受价格折扣，甚至可以用一两粮票换一只烧饼，直接作为现金使用，这在“票证经济”时期举足轻重。

所以，票证价值远远高于人民币价值，人民币可以买到工业产品，却买不到粮食。

票证经济是政府给予城镇户口居民独有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补贴经济。

那时候，粮食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定期到各个居委会向居民发放各种票证，并在“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上逐一登记盖章。

                                     .7.

到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为了缓和城市粮食定量供应的紧张矛盾和长期价格补贴带来的财政压力，在原有定量供应的基础上，粮食价格开始有限制的逐步上涨。

那时，每到政府调整粮食价格之前，单位都会组织全体成员集中到会议室，传达和动员关于粮食涨价的“红头文件”。自然，大家都在嗡嗡议论中传递出对于涨价的紧张和焦虑，但随着粮食价格上调的节奏加快和工资的缓慢增加，大家已经不再恐慌，慢慢习以为常。

是啊，工资也在慢慢增长，几十元的工资已经很少，自然压力就小了很多。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全面实行，农业生产接连丰收，人们已经不再提及那骇人听闻的“投机倒把”行为，“黑市粮”市场基本默许并慢慢形成集散地，农民在粮食产量逐步提高的同时，不仅将余粮公开拿到城市自由买卖，更有质量上乘的各种丰富农副产品，最终延伸到了猪牛羊肉、家禽、各种蔬菜甚至水产品，成为深受市民欢迎的农民“自产自销”自由市场。

到二十一世纪初，粮食供应形势越来越好，国家开始逐步放开粮食市场。

逐渐地，人们不再关心粮食价格上涨问题，逐渐地，人们不再为口粮问题奔波，逐渐地，人们明显感觉到，吃粮再也不用愁了。

在实行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同时惊讶的发现，仿佛在一夜之间，国有粮店消失了，个体粮店遍地开花，“黑市”与“投机倒把”污名早已不复存在。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国家已经全面取消沿袭长达四十多年的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制度，完全敞开供应。

城镇定量户口已不再具有“炫耀”的任何意义，只成为地域常驻户籍身份，城乡户口结束了等级差别，农业人口不再是地域歧视的象征，反而农业户籍成了香饽饽。

            

小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弹指一瞬。

国家不仅解决了人口大国的温饱，还实现了脱贫，户口性质不再是城乡不公平的符号。 而今，大型超市各种粮食精品层叠、琳琅满目，展示着当今米袋子的时代荣耀，人们彻底告别了传统的米袋子，提上精细上等的大米精品包装，大道阔步，豪迈的穿梭于超市的每个地方。

                                                                                  第二节：菜篮子“歌谣”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作为第一大产业的农业大国，农副产品却失去了粮食为基础的坚强支撑，直接导致了所有农副产品的极度匮乏。

有求就有供是永恒不变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那时也一样，只不过是属于“地下市场”的“暗箱操作”，绝不是光明正大的市场交易行为，其中“黑市”就是当时非常贬义的市场行为。

那时，在“有求就有供”的市场规律催生下，不仅催生出“黑市粮地下市场”，还催生出农副产品“黑市”交易。

在城市尚未苏醒之际，一些不畏“风险”的农民肩挑车拉，将红薯、红薯干、鸡鹅鸭等居民必须的农产品，悄然停靠在僻静的小巷中。不用呐喊，便会有大批居民“心领神会”似的高度默契，不约而同的朝这里聚集，抢购农产品。

其实这些自产自销的“黑市”农民或许都是日后商人的萌芽者或商界精英。

                                      .2.

“定量户口”不单指在粮食供应上的“定量”，一切与“进口”相关的植物油，每户人均月供应仅仅半两，一两。

半两是什么概念呢，也就一般的“五钱”小号酒杯量而已。

人们常说的什么东西贵如金，但那时候在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没有几个家庭能消费得起金子，家里有“黄货”的早就给抄家了。因此，黄金消费永远不会列在普通居民消费的“菜单”中，即便极少数家庭有一丁点儿的首饰，也是祖辈“劫后余生”传下来的。

“谁要戒指，三十元一只！”，我当时所在单位的一名同志，拿着放着三只金灿灿戒指的小碗，大着胆子，在宿舍区满世界抛售，迎来的都是广众讥笑的目光，只得无功而返。

是啊，黄金首饰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吃饭都是问题，谁要那个！

除了上海等少数大城市，那时，绝大多数城市根本看不到金店。

“贵如油”用来比喻什么物品的重要性都比不了金贵的植物油，而当下人们烧菜时一勺就是三四两，更没有“钱”作为容量的单位概念了。

在那特殊时期里，尤其是蛋白质主要来源的猪肉供应严重匮乏，虽然植物油是唯一获得补充能量的营养来源，这贵过黄金的植物油分散到家庭每个人，是无法改善“面黄肌瘦”状况的，但有总比没有好。                                

那时，有“门路”的家庭都设法通过“秘密通道”弄点猪油作为能量补充。

别小看这猪油，在那时候可是香喷喷的“大补”啊。

.3.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度计划经济依然，城镇居民的一切物资供应匮乏依然。

不仅是米面油，所有豆制品等各种农副产品同样也在定量之列，甚至影响到了蔬菜供应。

“菜篮子”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现在年轻人并不真正了解它的含义。

“菜篮子”专指居民买菜时必须自带的，以柳条或竹子编成的专用买菜的工具到定点的国营蔬菜市场去买菜。

这就是后来国家花大力气投入的“菜篮子工程”---蔬菜大棚。

虽然是国营商店，却往往因为周转时间长，很多时候的蔬菜都缺少新鲜度。

而极少数“打一枪换个地方”偷偷摸摸进城的农民担子里，却是非常新鲜的绿叶蔬菜、茄子、辣椒等时令货，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根本就等不及农民担子放下就被市民们一扫而空了。

                                    .4.

那会儿豆制品十分精贵，都是现做现卖，卖完为止，居民必须赶着早，拿着铝制的“钢精锅”、盆钵到豆腐厂去买豆制品，要是排在队尾那只能服从“售完为止”。

我们那个城镇和大多数城市一样，是一处豆制品加工厂+店铺的结合体，人们都叫“豆腐厂”。

豆制品厂为了阻止插队的人，窗子弄得很小、门洞也很小，个子稍高的人必须弯腰低头才能进屋，屋内光线非常阴暗，在室外不用手遮挡着玻璃的反光，根本就看不到屋内的任何东西；屋内设备原始而简陋，潮湿而闷热，与自动化、半自动化无关；虽不算整洁，但很干净，屋内最晃眼的就是几大口冒着热气的大锅灶台；顺墙高高摆放和排列着十分整齐的，黑沉沉的加工各种豆制品的木头模板箱。

人气很旺的厂内，男男女女工作人员分工十分明确，忙而不乱，而负压制职责的重体力活工人，即便在大冷天也是时常赤膊上阵，肌肉疙瘩突出，周身油亮。

所有工作人员都显得急急匆匆，是啊，居民排着长长的队等着呢！

而等待着的居民耐心而安静的排着老长的队，歪着脑袋，目光随着工人的忙碌身影而动，看着他们忙碌就显得很安心。

屋内四口大铁锅灶热气腾腾，煮着毛驴辛苦磨碎的黄豆末，制作第一道豆浆的工序。

毛驴磨豆浆或许是唯一吃草料的“自动化”设备吧。

一头被防止偷吃豆沫而蒙着双眼的小毛驴，鼻孔喘着粗气，永远忠诚地、默默无闻的在那大石磨那儿，脚步沉重的“画着圈圈儿”，专门负责碾碎黄豆的初级工序；大石磨一圈砖地下留着常年被辛劳的毛驴踩踏的深深蹄印；另一头不时昂首挺立、毛色黑亮、体格强壮的骡子，打着响鼻，正站立在草料食槽那儿，品味似的细嚼着秸秆草料，它专门负责内进外调的运输重任。

豆制品是蛋白质来源的重要替代品，至关人们的身体营养所需，小城里的豆制品厂要以当下规模而言也就是个脏乱差的小作坊而已，但却负责整个城镇几万人口的豆制品供应。

因为全凭体力，豆制品厂的工作人员基本一色的壮汉，最重的活是卜叶、茶干和豆腐，压制过程非常耗费体力，绝非身材弱小所承受。

青壮年师傅们在操作时都会喊着整齐的号子，强压着木头模框上的粗号木棍，在发出嘎吱声的同时，哗啦啦的水流也被潺潺挤出，急速流淌到了排水沟里。

排队等候的居民，此时俨然成了“观众”，全神贯注看着豆制品从一粒黄豆到各种豆制品演变的全过程。

为了保持即将一抢而光的秩序，豆腐厂那矮屋的窗口都用大红油漆工整的写着明显的品种，以引导居民，按需排队。

但即便是最普通不过的豆腐，居民经常会将按人口每月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四分之一的“小半块”豆腐票积攒“按兵不动”，作为“战略储备”积攒起来使用，以保证“吃一顿象一顿”。

                                       .5.

那时的猪肉不分部位，一律七角三分一市斤，按照当年的工资水准，价格还是挺贵的。

而又因为平日进的油水少，大家伙儿在排队买肉时，很多人都会发扬“风格”将精瘦肉“谦虚”的让给他人，肥膘多的肋条肉，五花肉最受欢迎，而猪大油、心肝肺“下水”量少更，得要“走后门”，除了植物油，猪大油货源似乎永远紧张。

很长一段时期由于新鲜猪肉断供，“青黄不接”，取而代之的是多年深藏国库的“战略储备”冰冻猪肉，然而不只是冰冻猪肉，还有大量口味很重的冰冻咸猪肉，在当下人极度排斥腌制品的情况相比，那时候可没有选择余地，只要是肉，管它咸淡。

连续数月，一切与肉制品沾边儿的国营饭店，集体性质的卤菜店、包子店、饺子店等等所有涉及肉馅的面点都必须与咸肉打交道。

                                      . 6.

红梅含苞傲冬雪；绿柳吐絮迎新春；欢度春节!

在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的年代，盼望过年永远是孩子们最巴望的事情，因为除了向长辈们讨要压岁钱，吃，才是孩童们最期盼的，因而等到过年“大开杀戒”开荤，应该永远重于穿新衣裳。

因为多人口人家，一年到头都是将做新衣服的机会让给了家中的长辈，孩子基本轮不上，既然轮不上干脆就甭想了，所以接连几天海吃海喝才是最“划算”的，可以说盼望开荤的意义甚至高于压岁钱。

“伤饱”一词对于当下的孩子们而言也是一头雾水。

当那时，让孩子们过年放开肚皮开荤自然是父母们竭尽全力必须筹办的最重要的任务，为了让家人在过年期间吃得饱，吃得好父母们花费了很多心血。因此在过年那几天是孩子们最放松，最愉悦的日子。

但由于平日节衣缩食惯了，“肠子常年缺油”，冷不丁的集中在春节几天猛吃猛喝，很多人的肠胃还真的负担不起，出现了节日急性病症“富贵病”，突然的暴饮暴食引起的肠道消化不良非常多，会接连几天食欲不振，茶饭不思，严重的甚至跑肚拉稀。

“瞧瞧你们，饿死鬼投的胎，伤饱了不是！”长辈们既高兴终于在过年几天让孩子们尽兴的吃，更怜悯、嗔怪他们的身体受到了伤害。

小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弹指一瞬。

在国家不断大力关注下，“菜篮子”蔬菜早已规模化，产业化。“菜篮子工程”不仅丰富了菜篮子，也似乎让居民们忘记了季节的变换，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丰富的饭桌犹如天天节日一般。此外，吃不再是春节主轴，除了阖家团聚的约定俗成，更是亲朋好友们相互间传递事业发展，展望美好生活的最佳契机。

                                                                        第三节：人间烟火

煤炭，这个最能代表人间烟火的矿燃物，在上世纪后期完全最代表城镇市民最火热、最鲜活的晴雨表。

生活在当下幸福生活环境里的城市孩子们，正在急速遗忘“煤炭炉、煤球、煤饼与蜂窝煤”的词语了。

那时，在定量供应的范围内，当然包括有着太阳石美称的煤炭。

城市家庭的煤炭人均定额九十市斤，一块蜂窝煤的重量约二市斤，只是五十块蜂窝煤，人口多的家庭总数相加勉强可以维持到月底。

“引炉子”，是指煤炭必须依靠助燃物的帮助才能燃烧，所以除了备足蜂窝煤，还必须满世界寻觅引炉子的各种柴火。

正因为煤炉子需要助燃物，那个时候的城镇大街小巷是不可能见到随意丢弃的木材，哪怕是一小截树棍。        同时，为了尽量节约使用引炉子的材料，少数家庭都会尽量保持炉子全天候不熄火，在蜂窝煤炉子处于闲暇时“封炉子”，通过调整煤炉下的挡风板缝隙，控制进氧量，使得蜂窝煤在半缺氧情况下处于半燃烧状态，保持炉子不熄火。

这样做虽然节省了引炉子的柴火，却加大了煤炭量的消耗，也不是最经济的方法，绝大多数人家都会选择当天晚上熄火，等到第二天再度引燃。

蜂窝煤炉子在生火助燃过程中，必然产生大量的浓烟，因而每天早上，小城大街小巷人家一字排开，每家每户都手拿芭蕉扇，将炉子拎到室外生火，以便出烟。

芭蕉扇的作用是为了在炉子下面的进风口扇风，迫使炉膛内不断提高增氧量和空气对流速度。故此，淹没在晨曦朦胧下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是烟雾缭绕，到处都是芭蕉扇扇风的呼呼声，却无不充满了十足的“人间烟火”味儿。

城市经常出现买柴火的农民跳着担子，游走在城镇的大街小巷，干树枝和废木材不多，价格也高，而不受欢迎的空玉米棒子却占着柴火市场的主导，因为空玉米棒子虽然很容易点着，却很不耐然往往一把空玉米棒子点完蜂窝煤还没有燃烧，得继续在炉膛里加料才行。

最终，煤不够，柴来凑，很多人家都在厨房的一角找来砖头，自己动手或请师傅帮忙砌烧柴灶，就是说，搭建的烧柴灶头并不是农村的“专利”，结果大街小巷的犄角旮旯更难见到可以烧火的任何东西。

在没有任何电气时代，烧饭除了煤碳和柴火，没有其它替代物。

小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弹指一瞬。

煤炭炉子的“万家烟火”缭绕的日子早已消失，微波炉、电磁炉和液化气早已大量进入百姓家，管道煤气更是连接高楼大厦、千家万户，清洁能源带来了清洁的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