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盐城县名始见时间再考证 冯雁军

金星上的蚊子

摘要

盐城县由盐渎县更名而来。盐渎县首置于汉高帝六年（前201），三国时废，西晋太康二年（281）复置，东晋末更名为盐城。

缘于战乱和废县、复置等多种原因，史料佚失，古籍载述盐渎更名盐城的具体时间语焉不详，《宋书》载：“盐城令，晋安帝更名。[1]”明万历《盐城县志》载：“晋始更今名（盐城）”。《盐城市志》载：“义熙年间‘土断’，‘盐城’之名始见经传，并一直沿用至今。[2]”

作者综合史料研究考证：盐城县名始见时间为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三月。

关键词：晋代，盐渎县，盐城县，义熙土断，刘裕。

一、正史中的“盐城”之始

南朝梁•沈约《宋书》载：“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山阳令，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盐城令，旧曰盐渎，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晋安帝更名。”这是“盐城”最早出现在官方正史中的记载，为后世史家引用。

唐•杜佑（简）《通典》载：“盐城，汉盐渎县。晋安帝更名为盐城。”

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载：“盐城县，本汉盐渎县，属临淮郡，东汉、晋属广陵郡，后安帝改曰盐城县。”

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宋志》、明•陈循《寰宇通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沈宗敬《御定骈字类编》、清《大清一统志》、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3]》等均引用了沈约《宋书》中的原文，即“盐城”系晋安帝于“义熙中”“土断”时由“盐渎”更名。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出生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房玄龄《晋书》，是史家在事隔若干年以二手史料写历史。沈约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命修撰《宋书》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书中所载史料的真实性更接近于客观。

但是，《宋书》中关于“盐渎”更名“盐城”具体时间载述模糊，史家征引粗忽，致使后世对盐城首次出现时间造成混乱。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载：“宋书郡国志并记云，安帝义熙元年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立山阳、东城、左乡三县为山阳郡。盐城县，本汉盐渎县，属临淮郡，晋安帝更名盐城县。”

乐史非原文引用，而是加了个人主观信息。其一，乐称宋书“郡国志”，宋书称“州郡志”。其二，乐称“义熙元年”，宋书称“义熙中”。其三，乐称“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宋书称“分广陵立”。

乐史的错误载述，被清•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原文照搬。清•光绪《盐城县志》，则载为“义熙七年置山阳郡。”

从宋书最早记载的“义熙中”和“土断”关键词入手，可以从当时与晋朝政局、军事动态相伴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走向和变化中找到事件的精准时间节点。

二、“义熙中”的年代范围

“义熙”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使用的第四个年号，由刘裕起义反桓恢复晋安帝为皇帝时所起。

以司马德宗使用这个年号开始为标志，刘裕已是东晋朝廷的实际操控者。

“义熙”这个年号前后共使用了14年，即：405年-418年。按前、中、后三段均分，“前”：405年-409年；“中”：410年-414年；“末”：415年-418年。

那么，“义熙中”当是指“义熙六-九年（410-413）”。

三、“义熙土断”是刘裕借皇帝之名为刘氏建天下基业的重大决策

西晋亡国后，东晋衣冠南渡，中原人民为逃避战祸纷纷南下，三国时期的弃地堂邑、舆、东阳、安平、盐渎成为众多南下流民栖居之地。至东晋后期寓居长江流域各州的侨民在70万以上，侨居今江苏省的人口最多，其中南徐州（今镇江）的侨民达22万，比当地居民还多了2万。

侨民初至，保留有原籍贯，享受免交税赋和徭役等特权。随着侨居时间延长，经济差距与当地居民越来越小。寓居侨民，大都被迫在大地主的庄园里耕种土地。因为身份是流动人口，没有本地户籍，不算在向国家缴纳租赋的人口中，有利于大地主更多地剥削农民，而国家却得不到任何实际利益。

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后，寒门庶族出生的刘裕在讨伐桓玄中崭露头角，但他依然保持着普通人的生活本色。处于权力顶峰的刘裕，面对连冷暖不知的白痴皇帝和没有真才实干本领又控制着国计民生的士族地主，取而代之的意念油然而生。

义熙元年（405）开始，刘裕成为晋朝的实际最高决策者。晋国即刘裕，刘裕即晋国。皇帝司马德宗只是名义上拿着国家权力公章的木偶而已。因而，借皇帝“土断”之名，将中饱地方豪强私囊的流民之利纳入国库，是为日后刘氏天下奠基的最好手段。

四、“义熙中土断”的时间点

1、“义熙前”，即：405年-409年，东晋政治、军事大事。

义熙元年（405），1月19日，晋安帝被桓玄逐出建康赴寻阳。3月24日，刘裕起义反桓救晋，刘裕由此开始实控晋朝。桓玄在这次战斗中大败，挟晋安帝逃往江陵。6月19日，刘裕矫诏伐桓，晋安帝被恢复为帝。6月26日，桓玄的将军桓振攻陷江陵，晋安帝被俘。

义熙二年（406），三月二日，晋安帝被刘裕从叛军手中再次解放出来，迎回建康。

义熙三年（407），二月已酉，车骑将军刘裕诛东阳太守殷仲文、南蛮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骆球等。八月，刘裕遣刘敬宣持节监征蜀诸军事，攻蜀。

义熙四年（408），正月，车骑将军刘裕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入朝辅政。

义熙五年（409），三月，刘裕率军攻南燕，转广固。九月进太尉、中书监，固让。诸葛长民任青州刺史，领晋陵太守，镇丹徒。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义熙中”，即：410年-414年东晋政治、军事大事。

义熙六年（410），二月丁亥，刘裕离京北上拔广固，南燕亡。是月，晋广州刺史卢循反，五月兵至京口，进逼建康，刘裕急速南归护驾，固守建康。刘毅讨卢循大败。十二月，刘裕破卢循于豫章。

义熙七年（411），三月，刘裕开始普查全国人口，发现“会稽余姚大族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刘裕毫不留情地诛杀了虞亮。杀鸡儆猴的同时，还将其自己的政敌、虞亮的保护伞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免职，以此树立个人权威，为将要开展的“土断”改革进行预热。

义熙八年（412），九月，刘裕杀右将军兖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庚辰，刘裕矫诏称刘毅苞藏祸心，与刘藩、谢混图谋不轨，赐毅死。乙丑，刘裕帅师袭荆州，裕参军王镇恶攻陷江陵，刘毅兵败自杀。在消灭政治对手刘毅后，刘裕上表请求皇帝下诏：“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通过冻结“流动人口”，下令精简各地劳役，安定民心，为“土断”做进一步铺垫。

义熙九年（413），彻底清除异已后，边疆相对安宁，开展“土断”水到渠成。于是，刘裕在二月自江陵回建康的途中上表，请求“土断”。沈约《宋书》载，义熙九年（413）“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时民居未一……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4]

3、“义熙九年（413）”，三月正式开始“义熙土断”。

沈约《宋书》载述“义熙中土断”，如果是指三年前的“义熙六年（410）至义熙八年（412）”开始，在性质上是属于先斩后奏，对于一手遮天的刘裕来说，他没有这种必要。

更重要的是，在义熙九年之前，刘裕操控下的东晋仍然处于内忧外患状态。北有南燕侵扰，南有卢循叛乱，内有政治对手刘毅、诸葛长民等虎视眈眈，他还不可能腾出手来做“土断”这件大事。

根据对《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行政区划调整统计，义熙九年（413）“土断”涉及4州20郡77县。其中山阳郡、历阳郡、义安郡3郡为新置，旧郡复置15个，改属郡2个，新置县12个，旧县改名3个，旧县复置56个，旧县改属6个。旧县更名3个，分别是射阳县更名山阳县、盐渎县更名盐城县、褒中县更名苞中县[5]。

可见，“义熙中土断”，不是少数侨流郡县省并的局部动作，而是根据战争形势发展需要的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

五、盐渎更名盐城的时间推断为义熙九年（413）农历三月

《宋书•武帝纪》载，刘裕为防不测，于义熙九年（413）二月底的最后一天深夜潜回健康。次日，即三月初一上午，施计杀了前来拜见他的最后一个政敌诸葛长民。

刘裕上表“请求土断”的时间是返回健康途中的二月。以其一贯雷厉风行作风判断，“土断”的具体时间肯定是在翦除诸葛长民后的三月上旬迅速展开的。

四月，晋安帝的皇后死了，刘裕就上表请求（实际上是命令）晋安帝撤销皇后享有的临沂、湖塾一带原用于资助其化妆品开销的40顷良田赏赐穷人。

整整一年，“土断”就实行得差不多了，刘裕也在这年开始恢复经济，增强国力。

故而，综上推断，盐渎更名盐城的时间为义熙九年（413）农历三月。

义熙十年（414）以后，东晋政治安定，官民休养生息，国家安宁。420年，刘裕建宋代晋。

结语

盐渎历经多次战乱而废县、重置和改名，史籍佚失，明万历、清光绪、民国和解放后所修《盐城县志》及编纂《盐城市志》时，想了解盐渎县更名盐城县的具体时间尚不具备条件。而今，中国古代政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学术界对两晋政区设置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一些刊载两晋南朝行政区划信息的出土文献，为了解晋末南朝政区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

随着科技进步、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深入，相信关于盐渎县更名盐城县的历史信息会有更多发现。

参考文献

[1] 魏俊杰：《东晋南朝山阳、淮阳二郡侨实问题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4月，第34卷，第2辑，第45-51页。

[2] 姚乐《关于汉盐渎县的几个问题》，《盐业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52-58页。

[3] 冯雁军《汉初盐渎置县和晋末盐城置县时间若干问题考证》，《写真地理》，2020年，第10期，第288页。

[4]冯雁军《汉初盐渎置县时间考证》，《今古文创》，2021年4月，第13期，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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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五志第二十五•州郡一。

[2] 《盐城市志》（上册），P009页，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南京。

[3]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上海。

[4] 梅新林、余樟华《中国学术编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卷》，P421-44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上海

[5]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上），P807-8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