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创作中悲剧意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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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创作中悲剧意识的思考

                                                         徐洪青

    中国古代众多有才华的诗人，将自身的痛苦融入到整个社会的悲剧之中，在辗转反侧、浮想联翩的创作实践中进行着理性的思考和不懈的求索。尽管他们生活多磨难，报国寻无门，政治上失意，仕途上坎坷，甚至就在流放和贬谪中度过一生，但他们襟怀坦白，意志专一，在无尽的悲剧和苦难中抒写着历史的兴亡成败，唤起人们对宇宙、人生深层次的思考，延续和传承着社会的发展。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个朝代被颠覆了，很多权倾朝野的王侯将相被埋到了历史的最深处，但哪些披肝沥胆、正直无邪的天才诗人却家喻户晓，千古传颂，活在了人们的心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诗词创作中悲剧意识的思考。我们不仅要深悉其作品中超越时空的伟大的艺术成就，更应透过悲剧意识的表象，从中汲取延续和发展历史的不朽的智慧和源源不断的内在的精神动力，从而内化为自身的一种品质，提高自身的素质，更好地为改造我们的社会服务。下面便是对悲剧意识在社会领域、创作过程中的几点探索：

一、审美思维和境界的不断超越——在对现实不断否定中构建新的人格模式。

   “烘云托月才人出，谈笑生风世绝伦，直把才调比贾生，气死袍笏登场人”。继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伟大诗人屈原之后，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黄遵宪、龚自珍、毛泽东等数以千计的杰出诗人如繁星丽天，数不胜数，无数优美的诗篇，似百卉争妍，美不胜收，众多诗人在各个时代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超越现实，创造着至美，他们前后相承，共同搭建了整个文学史的繁荣和辉煌。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善人有善终者并不多见，倒是奸佞邪恶之徒，多能飞黄腾达，永享天年。“忠而被谤，贤而见疑”的事比比皆是，历代文人悲剧也就应运而生。他们正直强硬，敢为天下先，在正义和邪恶的殊死斗争中不断推动历史的发展。“悲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文人的悲剧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的痛苦在现实中无法得以排遣和化解，但他不愿逃避现实，独善其身。诗人高举浪漫主义的大手笔，上天入地，御龙驾凤，在对现实的执著和自我探索中，谱成了慷慨激越、苍凉悲壮的时代颂歌，实现了对痛苦现实的超越，完成了对自身人格的追求。“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一曲《离骚》千古传唱，流芳百世，将自己的政治哀痛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中恒有的悲剧现象的普遍感喟结合在一起，从情感上超越一已而沟通了上下古今。“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志行高洁，正道直行，忠君报国，用一颗真忱的心贴近了整个社会的悲剧，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古往今来，许多天才诗人，与现实谋合，则出而仕之，为民请命。若与现实不相谋合，则退而求其次，消极遁世，独善其身，在外在功业无所作为时，只求内心的解放和超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是他们行世的准则。陶渊明则不同于屈原，得不为之喜，失不为之悲，兼济不得，便去独善，把田园当作心灵的避难所，借以逃避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他固然不是诗圣，没有杜甫哪种悲天悯人的写实，但他却在平淡自然的诗风中维持心理平衡，奇迹般的超越了现实，创造了一个“自由幸福、人人平等”的桃源世界，将悲剧意识消弥在社会生产实践和对生命本体的探索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铁骨，使其摆脱了屈原式的悲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风”《诗词精品鉴赏》在阅读中要把具体作品放到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才能把握诗人的思想走向，及对悲剧的觉醒程度。李白脚踏盛唐之巅，以追求自由著称，在他灵魂的躁动中，在对生命本体意识不断追询和探索中散逸出永恒的青春气息。“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终其一生都未见衰惫之气，但他与权贵却不能谋合，一生傲视强权，洒脱豪迈，自由高蹈，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杜甫说得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登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皇帝尚且不买帐，何况王候？“一朝天子邀，不登天子船”，正是李白对现实理性思考后的觉醒和自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无法在现实中展示高远情志，只能借助诗酒来消解这种浓烈的悲剧意识。他在否定传统人格、超越现实的同时，体现了盛唐风范。“李白和杜甫是盛唐的两座山峰，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中不可复现和逾越的顶峰”，为后来者提供了珍贵的借鉴。苏轼正是发展了李白追求自由的一面，在建立“自由人格”同时，使自己的审美思维走向“天地境界”。

    如果说陶渊明是一位真正隐士，苏轼就是一位真正的智者。陶渊明既知道之不行，便决然隐去，独善其身；苏轼则不同，他不避世，不避人，正道直行，忠言直谏，旷达自任，没有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仕则仕，不仕则不仕，完全顺乎自然，保持个体的独立、自由和纯洁。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并非他命运不济，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而且直，“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就是他最真实的写照。他不屈已阿人，不媚俗附贵，以超越的情感构建了不懈不躁、不惧不馁、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的人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最高境界。

    整个文学史的繁荣和辉煌就是在不同时期各个阶段的数以千计的各种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人，面对现实的痛苦，直视生存的真相。在对既往的否定中不断觉醒，在探究人生、探究社会的同时，苦苦追寻着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对人生价值的追询和确立的冲动和渴望中构建新的人格模式，从而在超越现实的基础上、历史的创造中给人以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进而推动着文学史的发展。

二、社会领域，历史长河中的深沉感喟——对悲剧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源的探索。

   “据说，商朝是妲已祸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是因褒姒的一次微笑而丢掉的；若不是杨贵妃，也不会发生安吏之乱，唐朝的盛世也会天长地久。”〈〈读史有智慧〉〉或许像杜甫这样一位悲天悯人的写实主义诗人，也将因无写作塑材而趋于平庸。中国封建统治者总喜欢把罪责推给别人，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中国封建王权的无耻、道貌岸然，便可想而知。后蜀的花蕊夫人是一位杰出女诗人，后蜀为北宋所灭亡后，花蕊夫人倍受宋太祖宠信，有人说她是祸国的妖孽时，她口述了这样一首《亡国诗》：“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一瓢诗话》评曰：“何等气魄，何等忠愤，当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兴亡的责任岂能归结于女人，只能归结于腐败不堪的封建皇权。罗隐的诗便是极好的佐证：“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罗隐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声疾呼：国家兴衰成败，有它自身的根本原因，它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吴国的灭亡只能归结于吴国那些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中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的封建统治者，是他们制造了历史层出不穷的悲剧，使万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章碣在《焚书坑》中对秦始皇的暴虐的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剌：“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灭秦者并非是哪些克已复礼的书生，而是被秦王朝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英雄，多行不义必自毙，秦王朝残无人道地消灭人的思想和文化，不让人读书才是其覆灭的根本原因，晚唐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诗中告诉我们隋炀帝暴戾恣睢，穷兵黩武，不恤民力，刚愎自用，无情地加重农民负担，致使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隋王朝的统治，一言以蔽之，也正是隋炀帝荒淫无耻，穷奢极欲，才毁了大隋朝万里江山。试想在哪样的年代诗人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追溯历史，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醉生梦死，不思救亡图存，反而日日酣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林升说得好：“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尽管南宋有着许多披肝沥胆，精忠报国的爱国诗人，但他们却无法摆脱南宋王朝走向衰败灭亡的历史命运。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悲剧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诗人自身，更不能归结于天命，让诗人颠沛流离，步履维艰的社会根源是专制的封建皇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

    唐太宗说得好：“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果说封建统治者能严守法度，亲贤臣，远小人，咨辄善道，察讷雅言，从谏如流，轻徭薄赋，济危扶困，励精图治，相信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将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但翻开历史一看，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呈现出的是多灾多难、生灵涂炭的景象，张养浩说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他们兴盛时则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当他们腐败灭亡之时，则兵连祸结，家破人亡，朝代的更替给劳动人民带来只能是无尽的苦难，而诗人是时代的歌手，与劳动人民血乳交融，肝胆相照，他们以特有的浓情和血泪复活着历史，使历史有血有泪，可亲可感，形成了对历史和现实最真切的思辩，真是：“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历史的悲剧又岂是哪位诗人所能轻易改变的呢？

历代正直诗人虽说非常同情劳动人民，热爱劳动人民，志在国家的振兴，但在封建强权面前却无能为力，倍受封建强权的排挤和高压，迁徙贬谪，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历代诗人在否定自身，否定社会，有力批判现实中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同时，却没能彻底否定封建王权，像黄巢那样：“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以大无畏的革命者的气魄，彻底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权的诗人又能有几人？而绝大多数诗人在理想和现实发生尖锐矛盾时，则是一味回避现实，躲避强权，消极遁世，独善其身，构建精神家园，把心灵的感受和精神的自由当作衡量人身价值的准绳，走向内心的解放，寻求精神的寄托，但他们最终谁也无法凌驾于现实之上，还要返照现实，在现实中接受痛苦的煎熬。

三、主观精神世界的理性思考——在思想不断震憾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而刚”阅读古典诗词可以使人清心寡欲，忘怀得失，流连于山水之间，超然于世俗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怡情养性，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代很多诗人就是在贫穷和困苦中磨练自己顽强的意志，养成不屈的精神、向上的信念，从某种意义而言，悲剧不曾扼杀那些意志顽强的杰出诗人，却养成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生活气度，增强了他们改造社会的勇气。

    北宋王安石就是这样意志顽强的人，他不畏浮不遮望眼，冲破重重阻力，革故鼎新，锐意变法，高声疾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变法的决心坚如磐石。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熙宁变法最终失败了，但对后世的震撼力量却是不可估摸的。“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变法者又怎会趋利避害，因王安石的失败而停滞变法的脚步，改造社会的愿望呢？“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除旧布新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改革者为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变法的勇气将与日俱增。王安石虽离我们远去了，但他变法的决心，不屈的精神却万古长存，让我们感动千百回。南宋的文天祥志存高远，用生命的实践，谱成了回肠荡气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虽说他不能力挽狂澜，救大宋于危难之间，但却给后世志士仁人留下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诗中所蕴含的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正义力量成为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支柱和灵魂。明朝的于谦刚正不阿、胸怀坦荡，在《石灰吟》中写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闭。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在青少年时代极为仰慕民族英雄文天祥，他的爱国思想与文天祥一脉相承。于谦清正廉明，公而忘私，志在明朝的中兴却回天乏术，毕生奉献给国家却不能得其善终。在浑浊世道中正道直行，以悲壮的一生实践了这首诗的意趣。他清风两袖朝天去，和千万个爱国者一起用生命支撑着社会的发展，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永生。综上所述，历史只有在先进的思想指引下，在正义的力量支配下，在进步势力的推动下，不断改革弊政，施行仁政，丰富物质文化生活，才能趋向文明和进步。

    古代仁人志士之所以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了坚实的精神支柱，当悲剧撕开了此岸与彼岸的天堑之后，又能搭起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在现实的绝望中，找到了超越的永恒，最终解除了心灵的桎梏，真正做到了心灵的自由高蹈。读古典诗词就应该读出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从中汲取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坚定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铸造人的品格，这对于人的素质普遍提高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大有裨益。

四、创作流程的重要启示——让生命在创造中熠熠生辉。

    顾城说得好：“黑暗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悲剧的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创作主体自身的意志薄弱，失去与悲剧抗争的勇气。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创作活动中和对生命本体探索中裹足不前，碌碌无为。巴尔扎克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真正伟大的诗人，苦难就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垫脚石，他们以宇宙万物为友，以人间哀乐为怀，勇于自我否定，又敢于自我超越，从而走向了无限与永恒的最高境界，渴望成功的青年首先应是生活的强者，要有寻找光明、改造社会的信心和勇气。

    诗人在创作中精神上得到了美的享受和愉悦，郁积的情感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但创作是以生活为基础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创作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给创作主体提供着层出不穷的创作塑材和意象，总是用一些新鲜的东西满足诗人的希冀。诗人创作的巨大成功跟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五代时期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亡国前，他风流倜倘，拙于治国，词写得风花雪月，平庸无奇。“国家不幸诗家幸”，亡国后的李煜终日以泪洗面，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风格凄怆沉郁，境界陡然阔大，从而使他真正成为一位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人因生活阅历不同，生活的感悟也就相应不同。李煜正是在凄惨痛苦的人生境遇中感悟生活，从而成为充满悲剧色彩的伟大词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异常艰苦的岁月中，掾笔驰骛，写成了一首首大气盘旋、酣畅兴会的反映中国革命的雄壮而真实的史诗，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幅与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毛泽东正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才培养成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的伟大人格，因此他诗词的巨大艺术成就只能根植于生活的土壤和斗争的实践。历代诗人正是以生活为基础，对现实进行理性思辩和抽象概括，将社会的悲剧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熔炼和凝铸进自己炽热的灵魂与血肉中，注入到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去。在伟大的实践基础上，使自己的思想得以飞跃和升华，让生命在创作中熠熠生辉，放射光芒。

  “穷困潦倒一时间，烛光杯酒话怆情，愁心唯有月相知，林启山开几何时？”诗人们正是用他们的血和泪写成了精妙绝伦、脍灸人口的壮丽诗篇。他们在不断消弥悲剧产生希望的过程中，构建新的人格模式，推动社会的发展，延续和传承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